右正少时得明道、伊川之书读之，始知推尊先生。而先生仕吾乡时，已以文学闻于当世，遂搜求其当世遗文石刻，不可得；又欲于架阁库讨其书判行事，而郡当两江之会，屡遭大水，无复存者。始仕遂宁，闻其乡前辈故朝议大夫、知汉州傅耆曾从先生游，先生尝以《姤说》及《同人说》寄之，遂访求之，仅得其目录及《长庆集》，载先生遗事颇详。久之，又得其手书手谒二帖。其后过秭归，得《秭归集》；之成都，得李才元《书台集》；至嘉定，得吕和叔《净德集》；来怀安，又得蒲传正《清风集》，皆载先生遗事。至于其他私记小说，及先生当时事者，皆纂而录之。一日，与今夔路运司帐干杨齐贤相会成都，时杨方草先生年谱，且见嘱以补其阙、刊其误。杨，先生之乡士也，操行甚高，记览亦极详博，意其所考订必已精审；退而阅之，其载先生来吾乡岁月颇自差舛，甚者以周恭叔事为先生事，又以程师孟送行诗为赵清献诗，于是屡欲执笔，未暇也。及来重庆，官事稍闲，遂以平日之所闻者而为此编。然其所载，于先生入蜀本末为最详，其他亦不能保其无所遗误。正往时尝有志遍游先生所游之处，以访其遗言遗行，今自以衰晚，莫能遂其初志。有志之士傥能垂意搜罗，补而修之，使无遗缺，实区区之志也。呜呼，天之未丧斯文也，故其绝千有馀年而复续，续之未久，复又晦昧，至近世而复灿然大明。小人之用事者自以为不利于己，尽力以抑绝之。赖天子圣明，大明黜陟，而斯文复兴，如日月之丽天，人皆仰之，有愿学之志。假令百世之下，或有沮毁之者，其何伤于日月乎！其何伤于日月乎！嘉定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，后学山阳度正谨序。

元丰五年岁次壬戌六月癸酉，吕君和叔卒。九月乙巳，从葬骊山之趾、先大夫之墓。其孤义山请识以文。惟君明善至学，性之所得者尽之于心，心之所知者践之于身。妻子刑之，朋友信之，乡党宗之，可谓至诚敏德者矣。乃表其墓曰「诚德君子」，而系其身行云：君讳大钧，字和叔，其先汲郡人。皇考鹄，赠司封员外郎。王考通，太常博士，赠兵部侍郎。考蕡，比部郎中，赠左谏议大夫。由兵部葬京兆之蓝田，故子孙为其县人焉。初，谏议学游未仕，教子六人，后五人相继登科，知名当世，其季贤而早死。缙绅士大夫传其家声，以为美谈。君，其第三子也。中进士乙科，调秦州右司理参军，监延州折博务，改光禄寺丞、知耀州三原县。请代亲入蜀，移绵州巴西县。谏议致仕居里，君亦移疾不行。丞相韩公子华宣抚陕西、河东，辟书写机密文字。府罢，移福州候官县。故相曾宣靖公镇京兆，荐泾阳县，皆不赴。丁谏议忧，服除，独家居讲道。数年，仲兄龙图阁待制大防请监凤翔府造舡务，君起就之，官制改为宣义郎。会诏伐西夏，鄜延路转运司檄君从事，法为可辞。使者请于朝，君亦以礼际善而得行，乃往从，君亦尽力不茍以避。使者愈贤之，荐管勾文字。数月，感疾卒延州官舍，享年五十有二。君性纯厚易直，强明正亮，所行不二于心，所知不二于行。其学以孔子下学上达之心立其志，以孟子集义之功养其德，以颜子克己复礼之用厉其行。其要归之诚明不息，不为众人沮之而疑，小辨夺之而屈，势利劫之而回，知力穷之而止。其自任以圣贤之重如此。盖《大学》之教不明于世者千五百年，先是扶风张先生子厚闻而知之，而学者未知信也。君于先生为同年友，一言而契，往执弟子礼问焉，若谓始学必先行其所知而已，若夫道性命之际，正惟躬行礼义，久则至焉。先生以谓学不造约，虽劳而艰于进德，且谓君勉之当自悟。君乃信己不疑，设其义，陈其数，倡而行之，将以抗横流、继绝学，毅然不恤人之非间己也。先生亦叹其勇为不可及。始居谏议丧，衰麻敛丧祭之事，悉捐俗习事尚，一仿诸礼。后乃寖行于冠昏、饮酒、相见、庆吊之间，其文节粲然可观，人人皆识其义，相与起好矜行，一朝知礼义之可贵。久之，君之志既克少施，而于趣时求中，未能沛然不疑，然后信先生之学本末不可踰，以造约为先务矣。先生既殁，君益脩明其学，援是道推之以善俗，且必于吾身亲见之，既而曰：「有命不得于今，必得于后世」。其始讲修先生之法，曰：「如有用我者，举而措之而已」。既又知夫君子之德不存焉，虽不信而不悔。始也急于行，既乃至而不迫，优游乎道之可乐；始也严于率人，既乃和而不解，使学趋而不厌。呜呼，非持久不已，孰能与于此！君疾，命扫室，正席默坐。问者至，语未终而殁。其徒闻疾，或自家于官所；及讣至，相率迎其丧，远至数十百里，贫者位于别馆哭之。卒时，夫人种氏治其丧，如君所以治谏议之丧。其孤既葬而祭于家，必以礼。呜呼！死生之际，安而不感，可以见养之至；道行乎妻子，善信乎朋友乡党，可以见诚之感。君与人语，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诸义，治经说德于身践而心解。其文章不作于无用，尝撰次井田兵制，为图籍，按之易易。大臣有荐官邸教授者，法当献文，君上《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赋》，推是道也，忾乎天下矣。君始娶马氏，再娶则种夫人也。子义山，能传其父学。孙男麟、愈、舟。女一。呜呼！仲尼七十而变化不息，颜子短命未见其止，曾子老而德优。先生有言：「乐正子与舜同术，顾其行有未至」。至若君之术与圣人同，其至足以观之，惜乎不得见其老，放乎致极，以立乎圣人之门；一朝之遇，措乎天下国家，乃中身而止矣。呜呼！君之自信其所行，以致其所及，可为众人道者也；若信诸己而知乎天者，则又非众人之所可知，必有君子而知君者矣。安得孔子之门人与论君之德者乎！

孟子曰：「天与贤则与贤，天与子则与子」。唐虞禅，夏后、商、周继，皆天也，圣人何容心哉，奉天而已。横渠先生曰：「舜之孝，武王之武，圣人之不幸也。征伐岂其所欲哉，不得已焉耳，故曰未尽善也。帝王之号亦曰时而已，皆非有心迹之异也」。《中庸》曰：「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」。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，以心体之，则中之义自见。执而勿失，无人欲之私焉，发必中节矣。发而中节，中固未尝亡也。孔子之恸，孟子之喜，因其可恸可喜而已，于孔孟何有哉。其恸也，其喜也，中固自若也。鉴之照物，因物而异形，而鉴之明未尝异也。庄生所谓「出怒不怒，则怒出于不怒；出为无为，则为出于不为」，亦此意也。若圣人而无喜怒哀乐，则天下之达道废矣。一人横行于天下，武王亦不必耻也。故于是四者，当论其中节不中节，不当论其有无也。夫圣人所谓毋意者，岂恝然若木石然哉？毋私意而已，诚意固不可毋也。若所谓示现者，则非诚意矣，圣人不为也。故孟子论舜曰：「彼以爱兄来，则诚信而喜之，奚伪焉」？毋诚意是伪也。武王之克商，缵文王之绪而已。故《泰誓》曰：「皇天震怒，命我文考，肃将天威」。又曰：「予克受，非予武，惟朕文考无罪」。则武王虽以一戎衣而有天下，盖不自以为功，归诸文王而已。则严父配天，盖武王之志也，周公其得已乎？然是礼也，肇自周公，故曰「周公其人也」。《中庸》曰「周公成文王之德」，正谓是欤！道固有义，义不足以尽道。《易》曰：「和顺道德而理于义」。既曰「和顺道德」矣，又曰「理于义」，则道于义固非一事。横渠水沤之说与释氏轮回之说异，其详具于《答吕和叔书》中，此是非异同，达者当自见之，非言论所及也。致知必先于格物，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斯知止矣，此其序也。盖格物所以致知，格物而至于物格，则知之者至矣。所谓止者，乃其至处也。自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，莫不有道焉，而皆以诚意为主，苟无诚意，虽有其道，不能行也。故《中庸》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，一者何？诚而已。盖天下国家之大，未有不诚而能动者也。然而非格物致知，乌足以知其道哉？《大学》所论诚意正心修身治天下国家之道，其原乃在乎物格，推之而已。若谓意诚，便足以平天下，则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虚器也。故明道先生尝谓有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之意，然后可以行《周官》之法度，正谓此耳。

示问保甲，比俟和叔来，详闻近议近制，徐为答。然近见岐却取三丁为义勇，入府教集，或虑已有更革，故益难妄计。大率附近古制，小大必利。苟不得亲民良吏，虽三代法存，未免受弊，况半古之法，又乌能？借如贞观府兵，求之史，纵若便，时窃计民间之害亦未免。盖不议制产，而遽图师役，求以便众，万万无此。

保议说固甚便民近古，执政未必取用。此欲以方田为名，寨户为贵，保甲为法，庶今世见行，有不变今之顺，有渐用古之婉。即未知上意求新果否，庙堂待学者如何。今得进甫选之与议其间，顾非献计之时邪？向论方田大体，自附城三十里为差，小不减二三千步，则附郭居民在其间不疑矣。所谕城市良民，大家帅之固善，但可惜安窠，无功得之，及不幸孱弱不才者置诸其上，则百十之众，是谓弃之。他年当差刺诸路义勇，只以家赀相制，幸无事，取其不挠可也；不幸驱之战陈，万万失措乖当。名分既定，则易之颠错，人情益纷。今日见谋，当为时议者力辩其弊，无踵故事，乃良画耳。事初不得已，权以领之，徐校艺观能，以勇爵取之，然后补正，则为劝也大。夷吾变法，不欲矫时君耳目，不循王制，未免狂谋无法。又启此端，恐于时事非宜。可一用《周礼》文饬今制而用，不识谓之如何。但此二端之弊，不得使谋者前闻耳。